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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四贝字砚池

王四貝字硯池、河北美术家协会会员。山水畫家。微信號wsbzyc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 
 

引用 【转载】英国惊呼:没想到这就是中国成功的秘笈!   

2013-03-08 21:48:13|  分类: 社会观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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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惊呼:没想到这就是中国成功的秘笈!

 

  

    中国“两会”历来备受关注,本月两会似乎格外引人注目。这不仅因为揭晓中国新一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名单,还在于在近年经济持续减速和社会对改革的高涨需求面前,人们更期待中国政府制定出促进和确保未来新一轮增长的政策。

  2010年后,经济增速下滑让中国政府处境更加复杂。没有人确切知道减速状况会持续多久,而对经济能否重回2009年之前的“体面”的增长速度,政府显然也把握不足,以至于近年增长目标都下调至了7.5%以下。多数经济学家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途也开始表现出悲观情绪。一个有着30年超高速增长辉煌记录的经济体是否真的迎来低速增长时代?目前回答肯定者居多,很多经济学家常常把日本被作为一个鲜明的参照。

  在经历之前20多年超高速增长后,日本经济增长率在1973年出现了陡降,不仅从9%跌到了4%,而且随后40年内,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都没有超过3%。今天中国是否正在重演日本当年的一幕?不管是否认真对待,多数经济学家表现得依然很悲观。 

  在悲观的逐项理由当中,多数讨论其实并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。比如,日本在1973年经济出现“跳水”时已算是一个高收入国家,其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估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%。即使是东亚四小龙,在各自进入适度增长阶段时,他们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估计也已接近了美国的一半。把今天人均GDP只有美国20%(同样是按照购买力估计)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相提并论,并不符合经济学的“收敛论”。也就是说,这样的判断大大低估中国经济追赶前沿国家的潜力。

  即便如此,多数经济学家依然怀疑中国是否还能继续发挥其过去的优势,以实现快速追赶。他们认为不管目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,还是20年前体制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释放殆尽也好,当下“糟糕的模式”或“糟糕的体制”将把中国经济拖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 

  

 

    其实,笔者认为“糟糕的体制”不见得应成为另一个悲观理由。动辄拿体制说事或把所有问题归因于体制,这是一种典型的本土思维范式。即使不否认中国的经济体制演变得多么“糟糕”,但一个支撑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体制会比当年的日本和四小龙的体制更糟糕?经济学家应该不能回答这个,尤其是当我们对对方的体制一知半解、缺乏与他国体制切身感受时,对体制优劣的大胆评判不过感情用事而已。

  基于对制度和比较制度学的研究文献正确看法(尽管常常被经济学家忘记),一个体制的形成与结构总不能脱离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。今天中国经济,在经济体制上是由计划经济经市场化改革演变而来,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30年的高速增长;正因为如此,该体制在过去30年的发展阶段上必有其独到之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优点可以一成不变。增长和发展会导致既有体制某些方面不能再适应新的增长阶段,不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支持,甚至反而可能成为增长的桎梏。

  对经济发展而言,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,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。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,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。在这个意义上说,改革是重要的。 

  从经济发展的世界经验来看,改变体制的某些方面以适应已经变化的发展阶段的改革,成功例子并不多。撇开大多数经济转型国家的失败教训不谈,那些在经济发展中没有能够在新阶段上维持增长动力的国家,大多数也是因为体制改革的不成功。而在为数不多的高增长经济体中,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迈入发达经济的行列,重要之处也应归因于他们体制的可改革性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,有没有一个可改革的体制至关重要。

 

 

   

  一个体制声称再优越,一旦不可改革,就不能为其长期的增长提供支持。印度、拉美如此,日本也是。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,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。以印度为例,辛格政府过去这些年来充分认识到改革对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性,也出台了许多重要改革的思路与方案(包括试图建立经济特区以克服“最低工资法”的制约),但改革成效甚微,能改动的地方少之又少。印度的西方观察家们都知道,相对照东亚的体制,印度的体制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。可在印度的体制下,改革谈何容易。对经济持续的增长前景而言,印度体制的不可改革性是一个致命的弱点。

    在东亚,正如前文所言,尽管日本曾取得了超常的经济奇迹,但由于其体制缺乏可改革性,最终还是陷入40年的超低速增长,难以扳回失去的国际竞争力。相反,韩国之所以能从过去的成功发展成今天更大的成功,特别是在遭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还能成功站到国际技术的前沿,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韩国能成功推进体制改革的结果。有意思的是,韩国在“汉江奇迹”后演变出来的体制常常被西方经济学家诟病不已,但这个体制却是可改革的,在一些关键的阶段上,可改革的体制表现出了巨大的韧性和灵活的优势。

  在什么条件下一个体制是可改革的,而另一个体制则不可改革?在实证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已有的研究暗示,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游说势力的壮大,往往是政府不能出台正确经济政策和错失良机的根源。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兴起和利益的冲突,不管这个利益集团是大企业巨头还是弱势群体,最可怕的是其游说势力过于强大,足以影响乃至改变政府的长期政策。几乎难以想象,墨西哥政府的有关改革政策可以免受世界首富、墨西哥电信巨头的影响,俄罗斯也是如此。

  民粹主义政策之所以在拉美和欧洲流行,也多因政府囊中羞涩。一个可改革的体制需要政府的势力(或财富)大过任何一个利益集团,从而才有可能保持目标的长远和相对的中立。这是改革可以成功的条件。北京大学姚洋教授曾经提出,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增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是“中性的”,不受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左右,不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,因此可以(在关键时刻)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。 

 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,改革体制中那些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(特别是涉及公共部门、收入分配、土地和户籍制度以及金融等领域)十分迫切。今天的局面与之前是否大有不同?即使数量上不超过2%的国有企业资产占了全部企业资产的40%,即使国有部门(特别是央企和金融部门)的权势日益增长,中国看上去依然没有变得更像俄罗斯或墨西哥。相反,这些财富的增长极有可能增强中国政府掌控局面和推进改革的能力,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成功的秘笈。

  当下和未来20年,中国政府继续保持“中性”至关重要,在政治上要力图避免被利益集团绑架和俘获,换句话说,中国需要长期保持体制的可改革性,唯有如此,适应未来发展阶段升级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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